□程实 徐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离不开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系,因此金融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唇齿相依。生物多样性丧失将破坏金融系统稳定性,而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则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必要之举和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大有可为:一是公私部门合作,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二是完善保障制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三是强化价值实现机制,创造生物多样性投资价值;四是推动金融创新,丰富生物多样性投资种类。
生物多样性是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基本保障。数亿年间,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演化出种类繁多和极具生存竞争力的生物,构筑成了一道自然屏障,维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生物多样性帮助大自然进行物质循环、促进能量流动,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等日常用品,为人类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与能源,参与到实体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农业、林业、渔业、制药等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产业,还是房地产、交通、旅游等与其间接相关的产业,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系。据估计,大自然每年给我们提供大约125万亿-140万亿美元的环境服务,是全球GDP规模的1.5倍以上。
而如今,一系列数据与事实表明,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有近四分之一的物种因为人类的活动,生存受到威胁,如果不采取措施,会有近百万的物种可能在几十年内灭绝,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也进一步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提醒着人类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和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会给人类自身的福祉和生存带来严重后果,如果再不停止掠夺式开发,生态系统的崩溃未来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风险。据《生物多样性和金融稳定》课题组报告所引用的研究测算,“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会导致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影响金融系统稳定性。生物多样性丧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金融发展带来很大的潜在性风险。一方面许多产业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林业、渔业等第一产业,会因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衰退甚至消失,而参与这些领域的金融业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例如,“为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Finance for Biodiversity Initiative)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高度依赖大自然,其中11.2万亿美元的贷款中,超过四分之一高度依赖脆弱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政策不确定风险。随着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金融业参与的实体经济活动可能因触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监管政策而被迫整改或停止,导致资产估值下降。目前,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正逐渐被纳入世界多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研究议程。最新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金融稳定》中期研究报告认为,未来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因素应纳入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
实体经济生活顺畅运行的根基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金融系统稳定性息息相关,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严格管控对生物多样性有破坏性的投资项目,同时还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推动金融承担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从识别风险、完善机制、创造收益与创新演化四方面入手,发挥金融在支持生物多样性上的独特作用。
一是公私部门合作,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出发点是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与气候变化风险有统一的衡量指标不同,生物多样性风险涵盖范围更广,从海洋到陆地、从沙漠到雨林、从矿产资源到野生动植物,故而对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带来了更多挑战。其一是生物多样性的数据通常来源于不同的公共部门而非私营部门,而且很难建立类似于碳排放量的单一指标来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其二是很难从单一维度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需要从生态系统全局出发使用多维数据,因此公共部门之间、公私部门的统筹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公共部门发挥自身公共科学数据与统筹公私部门的优势,在规划层面更早地介入、利用专业知识参与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实施与监督,金融部门发挥贴近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不脱离现实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公私部门相互配合利用数据,分析与识别项目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二是完善保障制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制度建设需要环境政策与金融政策两方面结合,一方面是要从全国乃至全球的角度构建保护与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规划与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是在金融政策层面鼓励金融参与者,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经济活动决策中。对于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活动,在法律、制度与行业规范等方面予以严厉惩罚,对于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保障并予以鼓励,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例如,近年来我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2020年12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十四五”及2035年关于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202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同时给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机遇。
三是强化价值实现机制,创造生物多样性投资价值。资本市场是逐利的,想要生物多样性成为长期可持续的投资标的,需要强化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盈利机制与补贴机制,让支持生物多样性拥有足够的财务回报率,才能做到主动地吸引金融资本流入,从而引导金融资本优先支持绿色发展创新。围绕已识别的生物多样化体系,建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大绿色债、可持续债、碳中和债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的应用,利用金融资本优势支持绿色生态环保项目,继续探索良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促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来源国之一,我国2021年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已明确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天然森林、动植物保护、生态区保护与恢复及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提供募资支持。
四是推动金融创新,丰富生物多样性投资种类。生物多样性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因此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金融创新则是推动其推陈出新的内生动力。其一是风险识别的创新。正如前文所述生物多样性数据是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基础,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通过积攒的历史经验与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好地研判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提高风险识别的准度与速度,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其二是投资产品的创新。近年来,品类繁多的有关生态保护的绿色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例如债务环境交换机制、森林证券化机制、气候衍生品、绿色投资基金等。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支持生物多样性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加深,将有更多创新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与产品出现,为金融投资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多选择。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研究部研究员)
□程实 徐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离不开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系,因此金融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唇齿相依。生物多样性丧失将破坏金融系统稳定性,而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则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必要之举和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大有可为:一是公私部门合作,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二是完善保障制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三是强化价值实现机制,创造生物多样性投资价值;四是推动金融创新,丰富生物多样性投资种类。
生物多样性是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基本保障。数亿年间,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演化出种类繁多和极具生存竞争力的生物,构筑成了一道自然屏障,维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生物多样性帮助大自然进行物质循环、促进能量流动,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等日常用品,为人类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与能源,参与到实体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农业、林业、渔业、制药等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产业,还是房地产、交通、旅游等与其间接相关的产业,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系。据估计,大自然每年给我们提供大约125万亿-140万亿美元的环境服务,是全球GDP规模的1.5倍以上。
而如今,一系列数据与事实表明,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有近四分之一的物种因为人类的活动,生存受到威胁,如果不采取措施,会有近百万的物种可能在几十年内灭绝,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也进一步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提醒着人类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和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会给人类自身的福祉和生存带来严重后果,如果再不停止掠夺式开发,生态系统的崩溃未来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风险。据《生物多样性和金融稳定》课题组报告所引用的研究测算,“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会导致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影响金融系统稳定性。生物多样性丧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金融发展带来很大的潜在性风险。一方面许多产业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林业、渔业等第一产业,会因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衰退甚至消失,而参与这些领域的金融业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例如,“为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Finance for Biodiversity Initiative)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高度依赖大自然,其中11.2万亿美元的贷款中,超过四分之一高度依赖脆弱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政策不确定风险。随着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金融业参与的实体经济活动可能因触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监管政策而被迫整改或停止,导致资产估值下降。目前,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正逐渐被纳入世界多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研究议程。最新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金融稳定》中期研究报告认为,未来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因素应纳入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
实体经济生活顺畅运行的根基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金融系统稳定性息息相关,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严格管控对生物多样性有破坏性的投资项目,同时还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推动金融承担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从识别风险、完善机制、创造收益与创新演化四方面入手,发挥金融在支持生物多样性上的独特作用。
一是公私部门合作,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出发点是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与气候变化风险有统一的衡量指标不同,生物多样性风险涵盖范围更广,从海洋到陆地、从沙漠到雨林、从矿产资源到野生动植物,故而对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带来了更多挑战。其一是生物多样性的数据通常来源于不同的公共部门而非私营部门,而且很难建立类似于碳排放量的单一指标来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其二是很难从单一维度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需要从生态系统全局出发使用多维数据,因此公共部门之间、公私部门的统筹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公共部门发挥自身公共科学数据与统筹公私部门的优势,在规划层面更早地介入、利用专业知识参与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实施与监督,金融部门发挥贴近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不脱离现实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公私部门相互配合利用数据,分析与识别项目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二是完善保障制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制度建设需要环境政策与金融政策两方面结合,一方面是要从全国乃至全球的角度构建保护与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规划与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是在金融政策层面鼓励金融参与者,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经济活动决策中。对于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活动,在法律、制度与行业规范等方面予以严厉惩罚,对于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保障并予以鼓励,降低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例如,近年来我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2020年12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十四五”及2035年关于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202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同时给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机遇。
三是强化价值实现机制,创造生物多样性投资价值。资本市场是逐利的,想要生物多样性成为长期可持续的投资标的,需要强化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盈利机制与补贴机制,让支持生物多样性拥有足够的财务回报率,才能做到主动地吸引金融资本流入,从而引导金融资本优先支持绿色发展创新。围绕已识别的生物多样化体系,建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大绿色债、可持续债、碳中和债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的应用,利用金融资本优势支持绿色生态环保项目,继续探索良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促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来源国之一,我国2021年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已明确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天然森林、动植物保护、生态区保护与恢复及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提供募资支持。
四是推动金融创新,丰富生物多样性投资种类。生物多样性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因此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金融创新则是推动其推陈出新的内生动力。其一是风险识别的创新。正如前文所述生物多样性数据是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基础,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通过积攒的历史经验与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好地研判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提高风险识别的准度与速度,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其二是投资产品的创新。近年来,品类繁多的有关生态保护的绿色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例如债务环境交换机制、森林证券化机制、气候衍生品、绿色投资基金等。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支持生物多样性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加深,将有更多创新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与产品出现,为金融投资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多选择。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