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银行绩效问责路径障碍与突破

□赵泽轩

当前，在“公司治理”绩效问责背景下，由于绩效考核制度以及追责制度自身的不健全、不完善，使绩效问责呈行政化、结果导向与短期化特征，并未真正成为农商银行动力切换和治理优化的“催化剂”。

绩效问责路径障碍

绩效问责缺乏有效理论指导。绩效问责主体多，党风廉政问责、授权问责、岗位问责和监管问责并存，自上而下的绩效问责居于主导地位，战略决策、执行和监督失误问责缺失，各类风险问责呈现非常态化和规避监管化特点。另外，对于绩效问责转型背景下所追求的制度反省与检讨而言，“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力也较弱，亟须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挖掘理论支持。

行为结果缺乏整体问责办法。绩效问责的有效前提是问责对象对问责主体制度框架的遵守。农商银行内部违规人员离职的随意性较大，即便出台了针对违规人员的离职管理办法，强化离职前的风险检查与审计，一定程度上也还会出现问责“失灵”的问题，如责令违规人员下岗清收，但其前期违规收益难以清理，农商银行还得对其发放基本工资，负面效应较大。单纯的内部绩效问责约束力有限，而外部也缺乏整体监管问责规定，难以对金融从业人员违规所得予以追查、进行同业协同问责。

问责执纪缺乏合理组织体系。为解决绩效问责主体众多、问责职能难以聚焦问题，农商银行往往成立绩效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绩效问责事实调查和提出责任认定与追究初步意见，绩效问责既要切实防止全链条问责和尽职免责规定异化，又要防止绩效问责执纪主体的不衔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由专司执纪监督功能的纪检监察部门牵头问责，更有利于绩效问责职能的聚焦。

过程管理缺乏清晰的问责轮廓。从农商银行绩效问责实践看，一是限于信贷风险，主要是责任人员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而对于战略层面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少问责。二是专注于行为结果，忽视过程管理，特别是过程失职问责，容易造成有责主体的非公平担责，挫伤问责对象的积极性。三是专注于直接责任人问责，忽视业务链条相关人问责，不利于责任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或行为的决策、执行、监督等连续环节，不利于形成上下一体、积极担当、共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容易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以及问责与避责的对立。

权责匹配缺乏深层制度检讨。有权无责、权责不对等是绩效问责制度缺陷深层次问题。农商银行绩效问责大多止于扣发薪酬、降低等级、调离撤职等，很少深入剖析行为绩效和结果绩效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较少能够检讨管理决策及制度规定是否符合实际和是否适应市场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制度的前瞻性建设，将绩效问责与内部制度检讨有机结合，防范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营销战略与市场脱节，确保经营管理和战略制度变迁与绩效问责始终匹配。

绩效问责路径选择

强化绩效问责战略定力。农商银行应强化绩效问责定力，将常态化问责、全链条问责、上下双向度问责、全面全员问责通过制度固化下来，并将绩效问责纳入总体制度安排和各层级经营单位领导班子“一岗双责”重要内容。要着力改进农商银行绩效问责薄弱环节，将自上而下的绩效问责管理和战略决策失误以及后台对一线支撑不力作为问责重点。要强化绩效问责转型的政策支持，为问责实践提供必要的政策应用保障。

健全绩效问责机制。针对问责失灵问题，应在梳理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统一的农商银行问责工作指引，将农商银行绩效问责工作与审慎经营规则挂钩，依法形成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使农商银行绩效问责常态化、制度绩效评估常态化，并杜绝违规人员离职、离开金融行业无法追责问题，确保问责的制度权威。

严格绩效问责行为规范。农商银行要设立绩效问责综合执行机构，将内部监事会、纪检监察、人力资源、财务、审计等资源整合，在党委、董事会统一领导下，要按照查办、处分、撤离的原则，加强绩效问责执行力建设，实现联合、联动问责。要完善绩效问责制度建设，对应有的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各种方式予以明确。

提升绩效问责制度效益。要下放考核权力，将传统评价方式与群众评价方式紧密结合，全面推进农商银行员工和公众参与绩效问责奖励，通过利益相关者问责，保持内外部问责压力，畅通问责信息，彰显问责公信力。

优化绩效问责环境建设。要营造为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良好氛围，重塑问责文化，树立领导干部敢于作为、敢于承担的责任意识。同时，应配套建立相应的尽职免责容错机制，切实厘清改革中的矛盾问题与干部无所作为、违法乱纪的界限，对于一些能干事、想干事的领导干部的改革持包容、善待的态度，消除他们对追责的担忧。

（作者单位：河南西峡农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