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美元贬值

□刘延辉

2021年新年伊始，美国国会通过9000亿美元的新冠纾困刺激法案，这是继2020年3月近2.4万亿美元经济纾困方案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刺激行动，此举加剧了人们对美元贬值的忧虑，对2021年的世界经济造成了新的困扰并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持续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叠加美元贬值，不仅使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与当前形势有颇多相似之处，鉴往可以知今，有必要对其予以回顾，对当下仍有借鉴价值。

上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1985年，在美国1500亿美元贸易逆差中，日本占三分之一；1114亿美元的外债总额中，日本占比达到一半。当时，日本制造业也对美构成严重挑战，以汽车为例，日本在美市场份额就达20%。

美国先是采取了诸如要求日本主动限制汽车出口、对重要产品征收重税限制日本产品进口、要求日本加大美国农产品进口等措施（这些，与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情形颇为相似），但效果却并不明显。

1985年9月签署的《广场协议》要求当时的主要经济体抛出美元储备促使其贬值，协议签订后3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快速贬值50%。日元升值促使日本更多购买美国资产与商品，大量资本流向美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严重下降，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实业里的资金被流向股市和房地产，股市和房地产暴涨，以至于东京1990年时的楼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虚假繁荣。

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导致实业里的资金几乎被抽干，在没有新的接盘者与严重高估作用下，楼市与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形成大量银行坏账。同时大批制造业倒闭，社会失业率剧增。至此，日本经济由增长的快车道陷入全面衰退，而后是长达20余年的滞涨期。

《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国旨在缩小贸易逆差与平衡美日经济关系的硬性措施见效不大，原因在于这些强制措施不符合经济和市场规律，结果反而使得日本高附加值产品更有竞争力，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但是，在国际金融这个领域，日本却远非美国对手。《广场协议》表面看是美国通过关税提高贸易壁垒，（操纵外汇）美元贬值使得日本商品丧失国际竞争力与资本外流，实质是美国在握有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利用美元霸权、经济和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广场协议》是在明确和通行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下进行的，算不得阴谋，虽然日元急剧升值是导致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应对不当所致。对日本来说，《广场协议》签署后的几年里，日本放松银根维持经济扩张，货币供应量急剧增长，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金融脱实向虚，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发觉形势不对后，又匆忙采取紧缩政策，匆忙刺破泡沫，形成了大量坏账。

必须深刻认识日本是在政治军事上受制于人、经济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背景下签订的《广场协议》。日本在貌似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广场协议》，可以说很多情况下是身不由己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因而，《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结果是带有较大必然性的。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及国内外面临新挑战与新机遇的大环境下，在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汲取日本《广场协议》后的经验教训，化“危”为“机”，仍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汇率问题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权。由于我国经济较长时期里持续增长，国际收支的顺差与外汇储备增加，叠加美元贬值，人民币面临一定升值压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与头脑清醒，避免任何形式的短视行为，更不可因迎合外部需要而放弃原则。

其次，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与相关政策。要汲取日本《广场协议》后的经验教训，人民币汇率必须避免大幅度波动与过快自由浮动，需从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稳定对外贸易与保障国家经济和资产安全的高度审视汇率机制，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与相关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在合理、稳定与均衡水平上。

第三，不失时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个别国家过度消费本国货币信用的做法是短视的，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宜盲目跟随。要抓住机遇，推动人民币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提升人民币跨境金融交易增长，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支付、投资功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第四，美元贬值客观上对人民币造成被动升值压力，可能导致国际热钱较多进入，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农产品等可能面临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个别品种可能被炒作，我国外汇储备可能面临损失风险。在外贸出口方面，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将进一步压缩其利润空间，外贸出口面临较大压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充分重视并谋划预案，其中重要一点是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协调性和匹配性，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中美当前经济形势与《广场协议》前的日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最本质的不同在于，我国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化“危”为“机”。

（作者单位：中国保险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