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疫情导致的衍生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评之二 发布时间：2020-12-28 09:22:29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巴曙松 李成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防范疫情导致的衍生风险，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主题。事实上，从全球疫情的发展历史经验看，无论海外疫情下一步如何演变，由此引发的衍生风险必定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风险外溢、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和国际贸易投资萎缩等不利因素，也有中国应对疫情期间的超常规政策逐步平稳退出等诸多考验，国内消费和制造业恢复常态也需要一个过程。站在银行业的角度来看，防范疫情导致的衍生风险，同样有许多趋势需要及早把握。
一是疫情冲击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在疫情后逐步暴露和释放。从当前中国的融资结构观察，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型融资结构。因此，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好，结构调整也好，疫情冲击也好，最终都会主要体现在信贷的总量波动与质量变化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样一个间接融资型融资结构中，信贷状况虽然会有所滞后，但可能是更为全面的中国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0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了987亿元，不良率1.96%，较上季度末增加0.02个百分点。目前来看，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不良贷款率略微增加，这既与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加大有关，也与银行信用风险暴露滞后于实体经济的规律有关，更与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和宏观政策等对冲效应有关。从一般趋势预期，前期银行业实施的延期贷款政策退出后风险敞口就可能会有所暴露，中国银保监会就曾表示，要做好2021年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的应对准备，全年处置不良资产目标高达3.4万亿元。众多迹象表明，下阶段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将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并强调宏观政策将重点放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二是打破刚性兑付的金融政策也会逐步释放债务市场的风险。受疫情影响，以及打破刚性兑付政策的叠加影响，信用债市场风险有所释放，截至2020年12月18日，2020年新增主体违约供给27家，累计164只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事实上，银行业整体表内持有信用债规模偏低，占比不足3.5%，这种影响总体可控，但是也要关注在违约事件冲击下，债券作为质押品进行再融资的能力将有所下降。
三是资本补充压力有所上升。从全球来看，银行业息差收入占比超七成，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全球银行净息差继续收窄，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受到抑制。为缓解资本补充压力，巴塞尔协议Ⅲ标准执行时间推迟1年至2023年1月1日。从中国市场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总体平稳，但是流动性风险呈现长期化、结构化等趋势，已经成为金融业值得关注的风险来源之一。以中小银行为例，因为少数中小银行经营能力弱化和主体信用评级较低，获得同业融资的成本就可能会更高、难度更大，其资本金补充能力和渠道不足，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因素。
四是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与互联网相关的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值得关注。疫情暴发以来，金融科技的应用加速了“无接触式”经济快速发展，也促使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行更为依赖网络。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2021年八项重点工作中，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应用与迭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围绕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显得异常迫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要完善数据收集和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来看，商业银行数据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也同样值得关注。
面对疫情可能导致的衍生风险，中国银行业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首先，要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关系。一是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商业银行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当前特别是要做好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二是要强化风险管控，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尤其是对本身风险已经较高的中小银行，要通过及时补充资本、设立救助机制等，事前做好风险防范应对；要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密切跟踪金融市场走势，关注风险交叉传染，灵活应用风险缓释供给和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此外，未来可能出现数量较多、金额较小、缺少担保等的不良贷款，可借鉴互联网法院等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其次，要处理好优化结构和提升精准服务质效的关系。要重点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一是要处理好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动态调整的关系，优化国别和行业业务结构，做好“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金融服务工作；二是具体业务层面，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中长期信贷投放、制造业贷款及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应性。
再次，处理好业务定位和比较优势的关系。一方面，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要发挥好全球化优势，建立贷款、债券、股份、租赁和财富顾问全口径的投融资体系，把信贷独木桥改造成为综合服务的大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渠道；另一方面，中小银行要立足自身的区域优势，聚焦主业，依托金融科技优势，合作共建科技平台，通过数据互通、产品互享等方式深耕区域金融市场，找寻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巴曙松系《中国银行保险报》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李成林：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管理信息部）
□巴曙松 李成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防范疫情导致的衍生风险，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主题。事实上，从全球疫情的发展历史经验看，无论海外疫情下一步如何演变，由此引发的衍生风险必定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风险外溢、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和国际贸易投资萎缩等不利因素，也有中国应对疫情期间的超常规政策逐步平稳退出等诸多考验，国内消费和制造业恢复常态也需要一个过程。站在银行业的角度来看，防范疫情导致的衍生风险，同样有许多趋势需要及早把握。
一是疫情冲击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在疫情后逐步暴露和释放。从当前中国的融资结构观察，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型融资结构。因此，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好，结构调整也好，疫情冲击也好，最终都会主要体现在信贷的总量波动与质量变化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样一个间接融资型融资结构中，信贷状况虽然会有所滞后，但可能是更为全面的中国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0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了987亿元，不良率1.96%，较上季度末增加0.02个百分点。目前来看，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不良贷款率略微增加，这既与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加大有关，也与银行信用风险暴露滞后于实体经济的规律有关，更与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和宏观政策等对冲效应有关。从一般趋势预期，前期银行业实施的延期贷款政策退出后风险敞口就可能会有所暴露，中国银保监会就曾表示，要做好2021年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的应对准备，全年处置不良资产目标高达3.4万亿元。众多迹象表明，下阶段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将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并强调宏观政策将重点放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二是打破刚性兑付的金融政策也会逐步释放债务市场的风险。受疫情影响，以及打破刚性兑付政策的叠加影响，信用债市场风险有所释放，截至2020年12月18日，2020年新增主体违约供给27家，累计164只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事实上，银行业整体表内持有信用债规模偏低，占比不足3.5%，这种影响总体可控，但是也要关注在违约事件冲击下，债券作为质押品进行再融资的能力将有所下降。
三是资本补充压力有所上升。从全球来看，银行业息差收入占比超七成，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全球银行净息差继续收窄，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受到抑制。为缓解资本补充压力，巴塞尔协议Ⅲ标准执行时间推迟1年至2023年1月1日。从中国市场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总体平稳，但是流动性风险呈现长期化、结构化等趋势，已经成为金融业值得关注的风险来源之一。以中小银行为例，因为少数中小银行经营能力弱化和主体信用评级较低，获得同业融资的成本就可能会更高、难度更大，其资本金补充能力和渠道不足，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因素。
四是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与互联网相关的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值得关注。疫情暴发以来，金融科技的应用加速了“无接触式”经济快速发展，也促使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行更为依赖网络。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2021年八项重点工作中，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应用与迭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围绕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显得异常迫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要完善数据收集和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来看，商业银行数据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也同样值得关注。
面对疫情可能导致的衍生风险，中国银行业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首先，要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关系。一是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商业银行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当前特别是要做好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二是要强化风险管控，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尤其是对本身风险已经较高的中小银行，要通过及时补充资本、设立救助机制等，事前做好风险防范应对；要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密切跟踪金融市场走势，关注风险交叉传染，灵活应用风险缓释供给和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此外，未来可能出现数量较多、金额较小、缺少担保等的不良贷款，可借鉴互联网法院等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其次，要处理好优化结构和提升精准服务质效的关系。要重点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一是要处理好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动态调整的关系，优化国别和行业业务结构，做好“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金融服务工作；二是具体业务层面，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中长期信贷投放、制造业贷款及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应性。
再次，处理好业务定位和比较优势的关系。一方面，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要发挥好全球化优势，建立贷款、债券、股份、租赁和财富顾问全口径的投融资体系，把信贷独木桥改造成为综合服务的大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渠道；另一方面，中小银行要立足自身的区域优势，聚焦主业，依托金融科技优势，合作共建科技平台，通过数据互通、产品互享等方式深耕区域金融市场，找寻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巴曙松系《中国银行保险报》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李成林：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管理信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