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开伟
据披露,在全国33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76个地市今年前7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近六成出现负增长。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除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各地、哈尔滨、大连外,还有一些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城市以及部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城市。另外,不少城市的非税收入的增速明显高于税收增速(9月20日第一财经)。
今年的经济处在内外双重因素的“肆虐”之下,财政收入下滑是必然的,也是难免的。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没有缓和,而且随着疫情形势的严重还在进一步加剧,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较大影响,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不少面临关停状态,出口拉动经济的力量减弱。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疫情及全球疫情,都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国内后疫情时期,各级政府采取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复工复产措施,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复苏,但由于受到全球疫情严峻局势大环境的影响,经济恢复能力暂时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目前全国176个城市中,有74个城市实现正增长,有102个城市出现负增长,负增长占比近六成,这种现象并不可怕,也不用担心,随着疫情全面控制住,中国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盈利能力提高,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增长,各级政府财政压力也将逐渐变轻。
现在问题是因为财政收入下滑,会让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话,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化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压力或危机,但从长远看有可能破坏金融经济的生态,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如果这样,那比财政收入下降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更大、更严重。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或者危言耸听,一些城市出现一种新情况,非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速度,这虽然不能说明非税收入增长完全有问题,但至少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包括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出现四种现象:一是不少地方政府土地拍卖收入增长较快。今年以来,各地均加大卖地力度,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地段优质地块供应明显增加。这有可能促使一些地方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使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使好容易带来的房地产调控成效受到损害。二是罚没收入增长较快。据一些地方反映,不少城市乱罚款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城市大幅增加交通违法探头,对车辆违章加重,对一些企业所谓违规收费处罚加重等,这一切又会恶化经济环境。三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增加。在增加财政收入利益动机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变相维护和提高事业性收费,使得国务院制定的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复活”,也会导致经济治理环境下降。四是其他收费也有可能大幅增长。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提高利润补交、收过头税、将一些原有的国有资产加快处置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都有可能助推短期利益行为滋长或竭泽而渔行为的疯长。
因此,在当前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强调各地方政府把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放在发展企业生产经营上,树立长远战略发展眼光,消除短期利益行为,尤其不能为弥补一时财政收入不足而牺牲长远经济发展利益。中央政府也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的检查与监督力度,防止各类非税收入中的“不合规”收入迅猛增长,把维护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护企业利益、营造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化始终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首位。
(作者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莫开伟
据披露,在全国33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76个地市今年前7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近六成出现负增长。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除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各地、哈尔滨、大连外,还有一些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城市以及部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城市。另外,不少城市的非税收入的增速明显高于税收增速(9月20日第一财经)。
今年的经济处在内外双重因素的“肆虐”之下,财政收入下滑是必然的,也是难免的。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没有缓和,而且随着疫情形势的严重还在进一步加剧,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较大影响,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不少面临关停状态,出口拉动经济的力量减弱。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疫情及全球疫情,都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国内后疫情时期,各级政府采取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复工复产措施,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复苏,但由于受到全球疫情严峻局势大环境的影响,经济恢复能力暂时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目前全国176个城市中,有74个城市实现正增长,有102个城市出现负增长,负增长占比近六成,这种现象并不可怕,也不用担心,随着疫情全面控制住,中国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盈利能力提高,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增长,各级政府财政压力也将逐渐变轻。
现在问题是因为财政收入下滑,会让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话,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化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压力或危机,但从长远看有可能破坏金融经济的生态,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如果这样,那比财政收入下降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更大、更严重。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或者危言耸听,一些城市出现一种新情况,非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速度,这虽然不能说明非税收入增长完全有问题,但至少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包括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出现四种现象:一是不少地方政府土地拍卖收入增长较快。今年以来,各地均加大卖地力度,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地段优质地块供应明显增加。这有可能促使一些地方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使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使好容易带来的房地产调控成效受到损害。二是罚没收入增长较快。据一些地方反映,不少城市乱罚款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城市大幅增加交通违法探头,对车辆违章加重,对一些企业所谓违规收费处罚加重等,这一切又会恶化经济环境。三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增加。在增加财政收入利益动机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变相维护和提高事业性收费,使得国务院制定的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复活”,也会导致经济治理环境下降。四是其他收费也有可能大幅增长。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提高利润补交、收过头税、将一些原有的国有资产加快处置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都有可能助推短期利益行为滋长或竭泽而渔行为的疯长。
因此,在当前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强调各地方政府把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放在发展企业生产经营上,树立长远战略发展眼光,消除短期利益行为,尤其不能为弥补一时财政收入不足而牺牲长远经济发展利益。中央政府也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的检查与监督力度,防止各类非税收入中的“不合规”收入迅猛增长,把维护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护企业利益、营造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化始终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首位。
(作者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