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 胡奕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元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方面,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可能高于这个水平)。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
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方面,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右提高到4.2%。6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收入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林采宜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胡奕苇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
□林采宜 胡奕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元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方面,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可能高于这个水平)。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
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方面,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右提高到4.2%。6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收入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林采宜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胡奕苇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