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
健康是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的基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之一。
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重点任务落到实处，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基本、兜底线，而非基本的多元化健康需求则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社会力量增加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国家医改中一个最具市场性、最活跃的因素，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把握中央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思路，从自身发展和服务大局两个维度,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来思考并实践。在具体路径上，建议以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推动健康保险服务改革创新，减少疾病发生，助推健康中国战略落地。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是推动行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2010年4月，中国新医改启动一周年之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中国健康保险发展报告》，对中国健康保险的市场空间进行了预测。报告称，如参照德国模式，预计到2015年中国健康保险潜在市场需求为2520亿元；如参照美国模式，预计到2015年中国健康保险潜在市场需求为10360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理应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实是，2015年我国健康保险业务实际规模为2410.47亿元，庞大的健康保险服务需求与有限的市场空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此外，纵观各国健康保险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健康保险公司经营模式，而我国健康保险在历史上是伴随着人寿保险的发展而成长的，健康保险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大都沿用人寿保险模式，健康保险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盈利模式至今仍未确立。如何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我国健康保险行业当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对此，我们不妨将所观察视角的焦距拉长一些，站在整个保险业发展全局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以期为健康保险未来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纵观我国保险业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行业牢牢把握住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个契合点，克服了“就保险论保险”的思维局限，根据保险的本质属性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不断丰富保险功能的内涵，形成了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逐步实现了从传统保险业到现代保险业的转变。而2013年以来我国健康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国家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的方向决定着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方向，商业健康保险只有主动融入国家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大局，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开启自身发展的新境界。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育龄人口生育意愿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少生优生成为全国许多地区育龄夫妇的主流生育理念；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逐渐显现，使得我国人口结构逐渐发生变化：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人口结构的变化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端均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从供给端看，“刘易斯拐点”使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前期依靠劳动力城乡转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开始下降；从需求端看，由于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下降，使得储蓄率、投资率出现下降，资本存量增速放缓，成为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按照十九大报告新的部署，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将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保险业通过将健康管理纳入健康保险服务，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工作年限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红利”转向“健康红利”，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深化健康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健康保险保障，还可以解除群众后顾之忧，有利于释放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将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作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重要工具
建设健康中国，其核心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针对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健康影响因素，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疾病谱也在快速改变，以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正在向慢性病以及与人们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谱变化。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和冠心病等作为影响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常见慢性病，其相关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近些年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高血压患者已超过2.5亿，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85％左右）。对于上述慢性病，从临床实践来看，患者无论是到社区医院还是到三甲医院，都只能是开药对症治疗，如高血压患者终生服用降压药，糖尿病患者终生服用降糖药，有些人则终生打胰岛素；从治疗费用来看，心血管病、肿瘤、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保险公司为了降低被保险人患病率、减少理赔，专门聘请医生采用健康评价等手段，指导病人进行自我保健，使医疗费用大幅降低，最后发展成为健康管理行业。有别于“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卫生服务模式，健康管理强调“以健康为中心”，在对个体/群体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的基础上，通过采取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提出健康改善计划等措施，来干预健康危险因素，最终达到降低出险概率和医疗支出的目的。美国的健康管理经验证明，通过有效的主动预防与干预，健康管理参加人员按照医嘱定期服药的几率提高了50%，药物与治疗方法的有效率提高了60%，从而使健康管理参加人员的综合风险降低了50%。美国健康管理的初步成果是：生活方式疾病的发病率下降50%，人均寿命延长10年。
参照美国健康管理发展经验，在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过程中，中国健康保险业的未来发展定位应从“提供经济补偿”向兼顾“提供风险管理”转变——即通过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健康管理服务（如鼓励健康保险消费者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慢性病高危客户控制慢性病风险，主动预防或推迟慢性病的发生、发展；促进慢性病患者规范治疗，延缓疾病进展并减少并发病的发生），最终达到使健康保险消费者不得病、少得病、得了病有控制的目的，让保险消费者回归并保持在健康状态。同时，这样做一方面既有利于保险公司提高疾病风险管控水平，降低健康保险的赔付支出，提高健康保险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保险公司的客户黏性，推动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将助推政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提供健康管理的纽带
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保障和维护居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居民疾病谱变化至关重要，是民众的“健康守门人”。国际上，家庭医生制度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健康管理模式，美国、英国和古巴等国都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家庭医生通过对社区居民各阶段的健康状况进行全方位的追踪，对于提高本国居民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国务院医改办印发《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在全国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开展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慢性病健康管理抽样分析效果来看，患者的血压及血糖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健康意识与依存性得到明显提高，医疗费用有所下降，家庭医生在健康管理方面的作用效果显著。此外，国内保险公司也不断加大健康保险创新力度，涌现出“健康保险+家庭医生”等一系列新兴业务模式。
然而，从供给侧来看，当前在国内，无论是具有商业性质的保险公司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双方在探索推进家庭医生服务的过程中，均或多或少地面临一些仅凭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一方面，受成本和盈利的制约，由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性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主要面向高端投保客户，消费群体较小，无法满足健康保险海量客户群体的健康管理需求；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则存在诸如服务质量不高、签约服务针对性不强、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激励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对此，建议保险公司可以考虑作为支付方，选择与医疗水平较高的政府家庭医生团队签约，依托国家推行的家庭医生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家庭医生的报酬与投保家庭服务利用情况、服务质量和满意度挂钩，激励家庭医生团队更好地提供签约服务。这样，一方面既可以减少保险公司自建“家庭医生”团队所带来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海量投保客户的健康管理服务需求，为广大健康保险消费者提供具有较高感受度和满意度的健康管理服务；此外，通过增强健康保险消费者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的获得感，还将有助于引导健康保险消费者逐步改变就医习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为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发展路径。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0号）、《关于做好2018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函〔2018〕209号）以及2017年11月原保监会对外公布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也分别从政府和监管机构两方面对健康保险提供健康管理予以了鼓励和支持。
（作者单位：青海保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