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
近些年，英国的养老金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轮始于2008年的英国养老金改革，其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英国私人养老金储蓄，逆转养老金参与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帮助人们保持未来合意的退休生活水平。这轮改革的亮点之一是引入了“自动加入（automatic enrolment）”机制，即符合条件的员工，雇主必须将他们自动加入至一个职场养老金计划（workplace pension）。
所谓“自动加入”，是指将“默认选择”设置为“加入”（而不是此前的“不加入”），同时，如果雇员不愿意加入，可以在30天之内选择退出。在英国，该项“自动加入”机制，按照企业规模（指雇员规模）从大到小的顺序渐次铺开，实施时间从2012年10月开始，至2018年2月，符合条件者全部实现“自动加入”。目前最低缴费率是雇员收入的2%（缴费基数为雇员收入中的5876英镑至45000英镑的部分），其中至少1%来自雇主缴费；从2018年4月起，最低缴费率将增至5%，其中至少2%来自雇主缴费；从2019年4月起，最低缴费率将增至8%，其中至少3%来自雇主缴费。
根据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2016年12月发布的《自动加入评估报告2016》，截至2016年10月，共有超过687万雇员，经由“自动加入”机制，加入了职场养老金计划。2012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前后，职场养老金计划的参与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参与率从62%下降至55%；2012年改革之后，参与率显著上升，2015年增至75%。分部门看，公共部门的参与率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2015年为91%），私人部门的参与率在2012年改革前后变化十分明显，2005年私人部门的参与率为51%，2012年降至42%，2015年又上升至70%。
英国为何在养老金改革中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根据英国国家储蓄信托机构（NEST，该机构是英国政府为实现“自动加入”机制而专门设立的机构）首席投资官Mark Fawcett先生的说法，“行为经济学”是引入“自动加入”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行为经济学具有不同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它融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注重从真实世界中的人的行为入手，开展观察和分析。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在真实世界中，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律”，人们的选择行为往往并不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特别是当进行长期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时更是如此，养老金决策就属于典型的长期决策。记得几年前，国际知名养老经济学家、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David Blake教授来北大演讲时谈到，我们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好像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都会在选择决策时考虑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但实际上，比如在英国，95%以上的人都不是理性的，都不是“经济学家”，而只是“普通人”。因此，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包括在进行养老金制度设计时，就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应当充分考虑行为经济学的很多观察和研究发现。
比如，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那么根据生命周期模型，他就会从最大化终生效用的角度，安排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消费和储蓄（即平滑消费），会为退休养老做好准备。但在现实中，人们很难准确地预测所有相关变量，比如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收入、支出、投资回报率、税率、通胀率及预期余命等，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理性”的决策，因此很多人在退休时的储蓄往往是不足的，退休生活的水平往往被迫大幅下降。
再比如，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自律”的。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是理性的，知道应当怎么做，比如应当怎么进行养老储蓄，才能使终生效用最大化，但由于人的自律能力是有限的，他往往不能按照理论上的最优路径自律地进行养老储蓄。这其中的一个解释是，人们的短期折现率往往高于长期折现率，人们容易“今朝有酒今朝醉”，至于明天的养老，那就“明日愁来明日愁”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的惰性和拖延症，这导致人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接受那个默认设置的选项。
从真实世界的情况看，应当说行为经济学关于人是“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律”的假设，比起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更加贴近现实。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养老金制度设计时，就应当高度重视“默认选择”的设置。英国养老金改革2012年引入了“自动加入”机制，在引入前后，职场养老金计划的参与率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便是说明“默认选择”设置的重要性的典型案例。
“自动加入”机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自愿”的机制，而不是“强制”的机制，人们仍然有权利选择退出与否。与原先的“明示选择（positive election）”相比，“自动加入”的区别在于将“默认选择”的设置从“不加入”更改为“加入”。在“明示选择”之下，只有明示加入，才能加入；在“自动加入”之下，除非明示不加入，否则就默认加入。在理性人框架之下，由于本质上参与者均享有自由选择加入与否的权利，因此 “自动加入”与“明示选择”基本没有区别；但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之下，仅仅由于“默认选择”设置的不同，二者便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默认选择”设置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养老金的“参与选择”上，而且表现在养老金的“投资选择”和“领取选择”上，比如是否将设计合理的“生命周期基金”作为养老金投资的默认选择，将“年金化领取”作为养老金领取的默认选择，都十分值得研究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