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赛乾坤倒,真假球迷知多少。会看球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凑热闹。
这个夏季,是足球的盛宴。看足球、侃足球,品足球,占据了各色人等的中心生活。仿佛一夜之间,真球迷、伪球迷、男球迷、女球迷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在一个舞台上,尽情挥洒喜、怒、哀、乐。
而这一届世界杯,截至目前,弱队不弱,冷门迭爆,其跌宕起伏的盛况,已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上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1:5惨败荷兰,连输两场,提前打道回府;名不见经传的哥斯达黎加连胜两支世界冠军球队,把英格兰队送回老家;就连看似最无悬念的阿根廷Vs伊朗;德国Vs加纳,其结果也让绝大多数赌客惊跌了眼镜。
用一句被无数人用滥的话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不过,在这里,我想讨论的不是足球美学、足球艺术。我想说的、可能也是大多数中国球迷念兹在兹的一个心结,那就是中国足球队何时能够再次晋级世界杯32强决赛的圈子。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对抗的激烈、战术的精妙、输赢的波云诡谲,更重要的是她体现的是集体的力量,代表着民族的荣耀。而本人看球的最重要出发点也在于此。
我平时是不看球的,不论是中超、意甲还是西甲,我说不出巴萨、拜仁队员的名字,也看不出足球场上阵型的变化,更无法对教练的排兵布阵评头论足。但是,如果有中国国家队的重大比赛,我还是会打起精神、热血一把。为的就是希望中国队赢,在国际大赛上走得更远。从这点来看,我不是一个“真球迷”。当然,就我了解的有限足球知识和下场踢球的经历而言,也不能算是“伪球迷”。但绝对称得上“资深球迷”。
我1983年开始看球,到现在已经31年了。记得看的第一场比赛是1984年奥运会足球亚大区预选赛中国队对泰国队,雨中激战,泰国名将披耶蓬一记冷射将中国队淘汰出局。那一次小组赛,中国队打得不错,两次战平劲旅韩国。紧接着,1984年,在曾雪麟率领下,中国男足首次获得亚洲杯亚军。真心评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男足堪称亚洲一流,或者离一流只差那么一点点。而30年看下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男足的实力可以说每况愈下,已经坠入亚洲“三流”或“准三流”的地步。以前世界大赛亚洲区小组赛可以轻松出线,现在则每每让人揪碎了心。
与中国足球滑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足球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男足就是一个亚洲二流球队。1988年汉城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东亚区唯一出线名额,2:0轻松将其拿下,首次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男足惊人崛起,1992年就拿到了亚洲杯冠军,自此长期雄踞亚洲之巅。
客观来讲,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高低,决定因素比较复杂,与足球运动的普及程度有很大关系,与国民的身体素质甚至心理素质也有重要的关系,而单就某一届国家队的成绩而言,与教练的水平又有很大关系。但以上因素要么是不可变量,像普及度和身体条件,要么是偶然因素,如教练和球员的能力。那么,可变因素是什么呢?业内一般公认,是足球的职业化程度或者说足球市场的发育程度。中国足球普及程度再低,能挑出的苗子总会比日本多得多吧;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再弱,起码身高比日本人占优吧。所以有人分析来去,将日本足球的崛起主要归因于1993年开始的J联赛,是有一定道理的。J联赛培养出大量的高水平球员,奠定了日本国家队雄厚实力的基础。但话分两头,中国也有中超联赛,搞得也是风风火火,为什么国家队实力不升反降?
我觉得根本问题出在中国足球“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上。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体育运动的管理被称为“举国体制”。自上而下对某项运动进行规划、管控、推动,足球也是如此。引入职业足球之后,“身体”已经市场化了,但“大脑”还是计划的。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国足协仍是官僚机构。足协的官员来自自上而下的任命,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推选。所以我们的足协官员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市场负责。这样的足球市场能搞好才怪!
2012年,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因受贿罪被判刑,在业内曾引起轰动。当时我有一位朋友,是谢早年在陕西体工队的队友,他给我讲了一件轶事:当年他们这些青瓜蛋子,年少轻狂,训练之余,做了不少“不规矩”的事。有一次,大家训练完毕,路过一片瓜田。看着诱人的西瓜,一呼而上,去搬瓜。只有谢亚龙不为所动。而且大声断喝: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位朋友感慨:如果像谢亚龙这样的人都“进去”了,一定是体制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把足球当成一门生意,它并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足球搞的好与坏,政府本无须承担什么责任。美国也是泱泱大国,足球踢得不怎么样,没人去责问政府。足球这项体育事业,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运作,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中国足协能从一个官僚机构变成纯民间组织,如果中国的足球市场能从“半市场化”转变成“完全市场化”,我想那时候才是中国足球走出怪圈,真正振兴的开始——不管崛起这条路有多漫长。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