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风险如何防范

上周六晚间，在我国西南边陲、美丽的春城昆明，发生了一起血腥残忍的暴力恐怖事件。十余名蒙面歹徒手执利刃，在人烟繁华的昆明火车站，大肆砍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伤的恐怖主义惨案。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出动，当场击毙暴徒4人、抓获1人。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群众，严惩施暴凶徒。而在微信、微博等公众媒体平台，除了现场群众对恐怖分子施暴场景的片段描述外，更多的是同仇敌忾、声讨和谴责恐怖分子的声浪。

极端组织所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这些年在中国屡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而这次恐怖组织选择攻击人流聚集的火车站，对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安全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近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转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个人报复社会事件逐年增多，而昆明暴恐事件表明，恐怖主义正在上升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高危因素。

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行为历来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对于以无辜民众为伤害对象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以暴制暴，绝不姑息，是必须坚持的立场和原则。但是面对恐怖主义风险，仅仅针对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防范和打击恐怕只是一种应急手段。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隐蔽性、突发性的特点，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刑侦力量，事前预防的难度相当大。恐怖分子本身是一帮亡命之徒，也不会因为其成员受到严惩就偃旗息鼓，甚至会变本加厉去报复和攻击社会。

面对包括恐怖主义因素在内的高风险社会，需要的是社会综合治理手段。首先，对高风险社会，需要政府观念上的正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也进入聚集期。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不应轻视更不宜回避，只有通盘认识、堵疏结合才是长效应对之道。比如，对于一些有组织的恐怖事件，不少不负责任的言论简单地将其与某一地区、某一族群联系在一起，人为造成地区歧视、族群歧视，加剧了分化与对立情绪。这种错误观念的形成就与政府的疏于引导有很大关系。

其次，重视中间层组织的力量。中国政府的力量固然还很强大，但是人力毕竟有限，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可能覆盖与处理全部社会风险。而独立、分散的以个体存在的民众亦很难有效应对有组织、有谋划的恐怖主义行为。这就需要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构筑中间层组织的防护力量。中间层组织不仅包括各种注册的社会组织、非注册的社群及商业组织，也包括大量的基层政权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中间层组织往往能够起到缓冲带的作用。在中国，对于中间层组织、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发育往往有投鼠忌器的顾虑。面对高风险社会的治理难题，这样一个弱项理应重视和加强。

第三，增强和提高全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在网上也开始流传着一些面对恐怖暴力事件该如何应对的办法。之前由于中国还不是恐怖主义事件的高发区，所以这样的应对之道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从现在开始，政府和各种中间层组织加强对民众防恐反恐意识的宣传以及能力的培养，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了。就此次暴恐事件而言，凶徒们的聚集事先不可能一点迹象也没有，如果周边的民众有一定的防恐意识，并及时报告公安部门，公安干警早出动一分钟，或许就可以避免更多伤亡。此外，面对恐怖分子，群众如果防卫意识和能力强一些，组织起一定的抵抗，而不是盲目奔逃，也会减少伤害发生。

此外，说到保险业，本身作为经营风险的中间层组织，理当成为应对高风险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在“9.11”之后，通过了《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案》，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在恐怖事件中遭受的保险损失给予法定援助。而在中国，尚未进展到这一步。目前，对于恐怖主义引发的人身和财产风险，国内的保险公司大多是不保的。这显然不利于保险公司全面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从源头上减少社会风险。对此，保险业应该尽快转变观念，更全面地研究和考虑当今社会的风险因素，勇于担当，替政府分忧，为民众化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