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 改革之本——解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发布时间：2013-11-18 09:41:19 作者：杜亮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新华社15日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此前面世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相比，内容详尽扎实，有更多干货浮出水面，读之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诸如“单独子女可生二胎”“加快房产税立法”“农村宅基地入市”“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废除劳教制度”等民间、学界期盼呼吁多年的重要改革动议，终于在顶层设计中得以确认。
《决定》出台后，迅速有各路分析人士做出“12看点”、“8大要点”、“7大争议点”之类的梳理解读。笔者以为，诸多具体的政策性突破固然令人鼓舞，但真正可能对国家治理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决定》的第九部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这部分，《决定》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得到追究。”“任何”“一切”“必须”这几个词可谓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如此强调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为1978年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公报、决定中所仅见。
笔者在上一篇“吴家场论语”中曾提出：成功的改革须“安民立信”。古往今来，成功的改革，离不开这四个字。安民，是说改革的价值取向，要顺应人民的诉求;立信，是说改革的过程成效，需要法治的保障和稳固。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影响大的改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基本上是以“富国强兵”或“救国图强”为目的;35年前发端的中国改革，则是以“国富民强”为目标。两者虽时代大异，手段大异，但都是顺应人民求富求强的心理。
而当下“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民情，则有很大不同。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中国的国力已经不再让域外列强小觑。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帕累托改进”，是说当一项变化在不使任何人处境改变的情况下，使得至少其中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处境变得更好。这正是中国35年的渐进式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并在总体上获得民众认可的合理依据。
但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天生的弊端，就是重视财富增量的扩大，让大家有更大的蛋糕可以分食;却忽视财富存量的处置，不意间带来蛋糕分配不公的问题。
当下中国，虽然仍有很大增量财富创造的空间，但速度已然在放缓。普通民众能感受到帕累托改进给其带来的好处在减少，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却在增多。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改革深水区”正是指此。此时，民众更关心的问题转向公平正义与社会安定。而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社会安定，都需要法治的强有力保障。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断的改进完善，总体上是合乎民意国情、合乎法律基本原理的。更多的问题体现在执法环节，例如选择性执法、先抓后审等等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弊端，在现实生活中，仍相当程度存在。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组织的权利是否得到完整体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否得到切实保障?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民众对此也确实还存有这样那样的问号，进而影响到其对国家发展走向的判断。因此，把依法治国作为有关“深化改革”《决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正是顺应民意之举。
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并举，既是安民，也在立信。宪法法律是国家威严的体现。执法必当、执法必严，党和政府才有威;党和政府有威，才可取信于民，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改革也是破旧法、立新法的过程。而依法改革，也应是此次党中央领导的深化改革大计的题中之义。《决定》通过的一些具体改革议程如果要进入实施，简则需要政府部门改规，繁则需要立法机构修法，均会涉及大量严肃细致的工作，不可怠慢亦不可草率。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一场深化改革的攻坚战，既要顺民意，又要尚法治。中国的改革，只有从政策之治转向法律之治，才是国家强盛繁荣、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副总编)
新华社15日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此前面世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相比，内容详尽扎实，有更多干货浮出水面，读之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诸如“单独子女可生二胎”“加快房产税立法”“农村宅基地入市”“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废除劳教制度”等民间、学界期盼呼吁多年的重要改革动议，终于在顶层设计中得以确认。
《决定》出台后，迅速有各路分析人士做出“12看点”、“8大要点”、“7大争议点”之类的梳理解读。笔者以为，诸多具体的政策性突破固然令人鼓舞，但真正可能对国家治理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决定》的第九部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这部分，《决定》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得到追究。”“任何”“一切”“必须”这几个词可谓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如此强调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为1978年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公报、决定中所仅见。
笔者在上一篇“吴家场论语”中曾提出：成功的改革须“安民立信”。古往今来，成功的改革，离不开这四个字。安民，是说改革的价值取向，要顺应人民的诉求;立信，是说改革的过程成效，需要法治的保障和稳固。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影响大的改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基本上是以“富国强兵”或“救国图强”为目的;35年前发端的中国改革，则是以“国富民强”为目标。两者虽时代大异，手段大异，但都是顺应人民求富求强的心理。
而当下“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民情，则有很大不同。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中国的国力已经不再让域外列强小觑。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帕累托改进”，是说当一项变化在不使任何人处境改变的情况下，使得至少其中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处境变得更好。这正是中国35年的渐进式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并在总体上获得民众认可的合理依据。
但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天生的弊端，就是重视财富增量的扩大，让大家有更大的蛋糕可以分食;却忽视财富存量的处置，不意间带来蛋糕分配不公的问题。
当下中国，虽然仍有很大增量财富创造的空间，但速度已然在放缓。普通民众能感受到帕累托改进给其带来的好处在减少，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却在增多。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改革深水区”正是指此。此时，民众更关心的问题转向公平正义与社会安定。而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社会安定，都需要法治的强有力保障。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断的改进完善，总体上是合乎民意国情、合乎法律基本原理的。更多的问题体现在执法环节，例如选择性执法、先抓后审等等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弊端，在现实生活中，仍相当程度存在。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组织的权利是否得到完整体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否得到切实保障?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民众对此也确实还存有这样那样的问号，进而影响到其对国家发展走向的判断。因此，把依法治国作为有关“深化改革”《决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正是顺应民意之举。
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并举，既是安民，也在立信。宪法法律是国家威严的体现。执法必当、执法必严，党和政府才有威;党和政府有威，才可取信于民，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改革也是破旧法、立新法的过程。而依法改革，也应是此次党中央领导的深化改革大计的题中之义。《决定》通过的一些具体改革议程如果要进入实施，简则需要政府部门改规，繁则需要立法机构修法，均会涉及大量严肃细致的工作，不可怠慢亦不可草率。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一场深化改革的攻坚战，既要顺民意，又要尚法治。中国的改革，只有从政策之治转向法律之治，才是国家强盛繁荣、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