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今年成为热词,阿里巴巴、苏宁等“门口野蛮人”纷纷在银行、保险布局,传统金融业大佬如临大敌。
马蔚华在发出“传统金融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金融取代”的危言之后,黯然退休,把难题留给后人;马明哲临危不惧,精心布局非传统业务。然而,搅起互联网金融冲击波的马云,不久前却挂印而去,做他的菜鸟网络了。作为传统金融的搅局者,马云虽然也曾陷入口水战、争议不断,但毕竟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纵观改革开放历史,金融终是“一照难求”的特殊行业,从来不缺业外民营资本的追逐,然而又有几个民营企业家像马云可以笑到最后?
马云让我想起的一个人,就是唐万新。作为同年生人,后者几乎被市场遗忘。但十多年前,唐万新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之际,马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
当年唐万新在金融界的影响力,并不比今天马云互联网金融首席大佬的光环逊色多少。唐万新的德隆帝国虽然已崩塌十年,个人也因非法操作证券市场价格等罪名一度深陷囹圄,但他创造的产融结合模式、产业整合思维至今仍被业界作为正面遗产传道。
在笔者印象里,金融业作为国资主导的命脉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对象,近十年来经常会有欢迎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出台。就在不久前,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还表态,“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但同时,监管者又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可能带来的风险给予严重关注。因为害怕民营资本把金融机构当成“提款机”,因为害怕民营资本比国有资本更为强烈的逐利色彩引发“道德风险”,金融业实际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政策的宣导。这也是像德隆这样的金融搅局者“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监管心理原因。
历史是一面镜子。唐万新倒下的一段时期,正是马云崛起的黄金十年。同为金融搅局者,马云、唐万新何以命运不同?
在笔者看来,以下几点不可不察:
其一,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唐万新进军金融业是在“存量”上做文章,或控股或参股金融机构,没有触动传统金融的业务结构;进一步讲,他主要是利用传统金融业务的资金融通手段支持其产业整合的战略目标,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管者的注目之中;而马云是在“增量”上做文章,并不直接触动传统金融业的奶酪,因为用创新的方式做金融,他从来都是走在监管的前面,悄悄蓄积力量,等到引起传统金融业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已经是大到不可忽视、必须承认的地步了。
其二,与唐万新、马云的个人风格和追求的目标有关系。唐万新低调、马云高调是业界皆知的事实。应该说,高调保护了马云,而低调却让唐万新陷入被动。从他们两人的企业目标看,都是很大的格局。马云讲,“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要帮助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成长,所以外界不会单纯地将其视为一个商人,而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乐于扮演企业精神领袖的角色。对其理念的高调宣讲,赢得了市场、社会乃至政府的支持,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深厚的保护层;相比之下,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梦想不可谓不大,甚至在当下的价值更为凸显。但对其的理解与认同仅仅局限于少数企业家和学者的层面,缺少公众和政府的认知与保护。
其三,态度决定出路。在支付宝如日中天、监管大棒即将落下的时候,马云多次表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这或许不全是他的真实心理,但从策略上看,以退为进反而为他赢得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唐万新只是在德隆崩盘之后,才意识到与政府配合的重要性,最后将德隆资产托管给华融处置,但终于事无补。
其四,两人的命运区隔折射了时代的进步。唐万新活跃的时代,社会氛围对于企业家更多是戴着有色眼镜、以怀疑的目光去审视他们的瑕疵;而在马云崛起的时代,人们对于企业家的谅解度、亲善度越来越高,对于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创造财富的贡献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所以当马云高调喊出“中国缺乏一个对经济成长承担责任的金融机构”“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这样霸气十足的话的时候,更多赢得的是喝彩而不是轻蔑。
根据媒体最新的报道,已经刑满出狱的唐万新在香港注册了一间公司,专做其擅长的投行业务,其本人则痴迷于深海垂钓。遇于时,可为英雄;不遇于时,则为枭雄。这大概是马云、唐万新两人的宿命吧。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