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在2010年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加,但中国处理东盟关系上的盲点并未消除,反而有严重的趋势。这个盲点是,中国仍普遍以东盟作为一个一体化实体来对待,当中的想法包括认为东盟和欧盟的机制与概念雷同等。
事实上,与欧盟作为政治与经济全面一体化的局势不同,东盟这个由东南亚十个国家所建立的组织,其成员国无论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表现与成长都有显著的差异。
东盟十个成员国之间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收入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以人均收入最高的新加坡和最低的缅甸相比,差距有60倍之多;就算排在中间的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差距也有50%以上的间距。当然,其他因素还包括东盟各国的生产力、工业化程度、就业市场等多方面发展不一致所促使。
更重要的是,东盟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政府对待经济发展的不同,也是导致经济成长趋势出现差距的关键因素。粗略举例,缅甸由于过去长期受军政府统治,实行相对的锁国政策,导致经济增速严重下滑;而采取开放市场以及奉行民主选举制度的新加坡,则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上取得突破。相比之下,中国地域虽更较东盟广泛,且各地方的文化习俗也各异,但在中国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权之下,中国则不会面对东盟各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
在这种差异的趋势下,中国若仍以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待东盟,这对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长期发展,将带来相对负面的冲击。中国学者就曾提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充满挑战的,其阻力不仅来自于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个自由贸易区缺乏“核心”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核心,就如欧盟中德国与法国联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在北美自贸区的关键地位。中国学者认为,该核心地位并不适宜由中国去担当。
至于研究东南亚对外关系的学者则认为,东盟成员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基本分三大类,即牵制、对冲与随从。牵制型和随从型国家,两者都在朝极端的方向前进;前者将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与升温,后者则过度依附中国的投资与需求。至于采取对冲策略的成员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与老挝,在对待中国与美国等强国势力上采取双边讨好但不完全支持的态度,以在强国的对立趋势下对冲求增长。选择对冲形式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对中国在东盟的发展而言是有利的,主要因为这些国家除了与中国拥有良好的经贸活动外,也与欧美市场拥有良好的联系,这有助于增进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关系。
安邦集团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其“新天下观”的思考中,提出“均衡竞争”的国家竞争策略。在社会理性、文明和竞争成本的综合推动下,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以均衡为导向的、淘汰极端势力集团的不完全竞争。而均衡竞争的意义在于,竞争是永存的,但均衡是未来世界所追求的主流目标。
回到东盟的主题上,牵制与随从都是极端竞争者,而对冲才是以均衡为目的,竞争是手段的理性做法。因此,东盟成员国若选择一味随从、依赖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强硬对抗更是行不通,最终能选择的只有均衡竞争,加入到对冲的队列当中,才不会被淘汰。
尽管未来采取对冲的国家将会越发增加,但在当前的趋势下,中国仍不能停止对东盟市场的发展与开拓。在东盟仍未有条件成为一个稳定与一体化的实体之际,安邦智库认为,与其向十个成员国皆进行合作与谈判,倒不如选择一个特定的国家成为其新型市场伙伴,这是中国目前应迈向的步伐。
这个新型市场伙伴必须符合三大条件,即能作为中国对东盟市场的“桥梁”“视窗”与“防火墙”。“视窗”是该伙伴能准确地给予东盟最直接与庞大的信息量;“桥梁”是指该伙伴必能提供经济市场的开放性与机会,从而顺利踏足其他东盟市场;而“防火墙”则是该伙伴在区域安全与战略问题上,能全面给予中国方面的配合,并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与话语权。
就当前的趋势,这个新型市场伙伴务必来自于采取对冲策略的国家。安邦智库在通过八项评估认证后,认为在上述4个采取对冲的成员国当中,马来西亚是首个相对合适成为中国新型市场伙伴的国家。这八大评估包括网络覆盖率、中文教育程度、语言与文化的多元性、华人人口与比重(人脉关系)、企业在东盟渗透度、市场劳动力(包括成本与政策等)、地理位置,以及领导人对东盟与中国的态度。
若要建立该新型市场伙伴关系,安邦智库建议,马来西亚应迅速改善国内的投资与经商环境,开放更多的投资活动供海外投资者竞标,并提供更多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的机遇,以及加速推进旅游业的发展等。同时,安邦智库也认为,在这新型市场伙伴战略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甚至是随后其他的东盟成员国,都不应该仅局限于投资与贸易活动,应扬长避短,落实所谓的“文化搭桥,经济唱戏”。
也就是说,上至政治层面下至广大民众,都要达到密切的伙伴关系,这包括高等教育建设、师资工作、研究工作等,都进行深层次思想长期交流。因此,在这个大框架下,中国未来与东盟之间可进行更多层面的合作,这些合作都能让中国与东盟在对冲环境下,取得更佳的竞争优势。
(作者系马来西亚安邦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