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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创业岁月
发布时间：2013-08-21 10:20:10 作者：赵健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西藏万里行采访途中，作者（右）从波密县迫龙沟正在爆发的。 邓维摄于1985年6月12日
早了一小时收听创刊消息
1983年1月1日凌晨，《经济日报》创刊号正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快速印刷。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原中国财贸报社值班室，骤响的闹钟惊醒了在沙发上和衣而睡的两位年轻人，他们跃身而起打开收音机，仔细搜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可是听了半小时，既没有“新闻和报纸摘要”，更没有《经济日报》创刊的任何消息。
两人顿时极为失望与迷惘。奇怪！创刊号一版头条明明是国务院万里副总理的文章：《赞“扁担电机”精神——就〈经济日报〉出版谈点意见》，明明已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送了新闻摘要，莫非是临时换了稿件？中央电台早晨6时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是当年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每天必听的重要新闻节目，难道中央电台对《经济日报》创刊不重视？郁闷中，其中一人看了看闹钟，嗨，错把6时30分的闹铃定成了5时30分，现在还不到时间呢！心急火燎等到节目开始，终于听到播出了万里文章摘要和《经济日报》创刊消息。
当年这两个定错了闹钟时间、提前一小时收听广播的值班大学生，一位是若干年后曾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另一位则是7年后调往金融媒体，现在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供职的笔者本人。
我们是当年8月刚分配到中国财贸报社的78级大学生。1982年陈云同志提议创办《经济日报》，批准从全国重点高校挑选一批优秀毕业生参与创刊筹备，78级大学生来了24位，加上先分来的几位77级大学生，使报社编辑部人员很快从87人扩充为111人。新老同事充满期待，迅速投入创刊工作。类似一大早收听电台报纸摘要节目、早起晚归跑稿子、住在办公室加班加点的人和事，在当时的西黄城根9号院是常事。
创办《经济日报》的热情，因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的到来而升温。1982年11月23日下午，报社在西黄城根7号院国家经委南会议室召开大会，口头宣布安岗同志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安岗不拿片纸发表就职讲话，对办好全国第一张经济大报信心滿滿，希望通过办《经济日报》使自己返老还童。他痛感人才短缺，说报社连印刷厂才260人，只是人民日报社零头的一半。但报社20多岁的大学生有四五十个，要自学成才。玉不琢不成器，青年人要自己琢自己，在老同志帮助下早日成器。他强调办《经济日报》要有一种精神，概括为两个字就是“拼搏”！拼就是竞争，要拼权威，敢于批评；拼经济，多发信息；拼生活，关心百姓；拼言论，不办哑巴报。安岗还畅想了报社发展前景。“最好是在市内建一栋20层现代化大楼，10层办公，10层出租，《经济日报》不能干不经济的事。”
创业需要热情和信心。《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的办报热情和众多点子，深刻影响了在困难中创业的报社新老员工。创刊初期人手不够，张颂甲、刘树烈等一批老同志不仅白班夜班连轴转，而且对年轻人言传身教。颂甲副总编在笔者入社第一次采访受挫后鼓励说：“当别人把你从门口赶出来，你要从窗户再跳进去。”在颂甲分管的记者部，毛铁、姜波、汪洋和笔者人称“四小虎”，接到采访任务拎包就走，先买站台票上车再补票，抓到新闻就咬住不放。从“北京鸭坐上新型运输车”到“北京、郑州两家照相机厂的对比报道”，从“让王府井亮起来”到“西藏万里行”，大家拼搏竞争，比的是谁抢新闻快，谁见报多，谁影响大。在财经部、群工部、理论部、思想教育部，新来的大学生“赶鸭子上架”，都成了采编一线的主力。
艰苦拼搏使《经济日报》的影响力急剧提升。1985年，发行量由《中国财贸报》时期的93万份增长为150多万份。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经常摘播《经济日报》的消息，很多部长、省长乐意接受《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读者公认，《经济日报》是全国新闻最快、办得最活的权威报纸。
那时候，我们很想做事，《经济日报》给了我们创业做事的机会。
批评襄阳地委四书记多占住房
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基本权利和功能之一。新创刊的《经济日报》以敢于批评问题而闻名。1983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在一版头条点名批评了湖北襄阳包括地委书记王耀在内的4位地委领导违纪占房，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
1983年5月上旬，笔者和湖北记者站站长王明健到襄阳采访地区邮电局长违纪占房一事，无意中发现线索，襄阳地委王耀等4位书记为自己超面积、超标准修建高级小楼，并于“五一”前后正式入住，行署4位专员也已分房但未搬家。而当年3月，中纪委已发表了制止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的歪风的《公开信》，明确要求7月1日前清退。我们意识到，王耀等同志置《公开信》于不顾，公然搬入高级小楼，是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搞不正之风的顶风典型，不仅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严重妨碍了当地清理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的工作进度。经请示报社领导同意，我们兵分两路，笔者连夜坐火车回北京向中纪委汇报，王明健留在襄阳到地委书记家现场采访。
现场采访极为扎实。王耀同志不仅亲自带记者参观了超面积新房，主动介绍鸡屋也安装了暖气，而且坦率表示，“愿意接受批评、作检查，但房子造好了总不能空着，我空出也还得有人住。” 经中纪委和湖北省委同意，5月16日《经济日报》一版以1/3的篇幅刊登了我们采写的《襄阳地委四位书记搬进高级小楼》和《湖北省委省纪委责成检讨立即退房》的报道，并加了“再接再厉 狠刹建房分房中的歪风”的栏题，配发社论《严格检查 果断行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要闻转播，地方报纸纷纷转载，《羊城晚报》还配发了方唐的漫画。紧接着，我们又采写发表了《襄阳地委四位书记搬出高级小楼》、《襄阳地区落实中纪委公开信取得成效》等跟踪报道，报社配发了《端正党风大有希望》的评论。中纪委《党风党纪》也就此发表了评论。
报纸不是接受上级授权而是根据记者采访的事实，对数名地厅级干部公开批评，这在《经济日报》历史上是少见的。这组报道在襄阳地区刮起了清房风暴，不仅4位地委书记诚恳接受批评退了房子，4位专员也主动提出不要房子，全地区在半月之内停建和改建了已查出的全部超标宿舍，退出了60%的领导干部多占的住房，并着手普遍检修职工危房。
那时候，我们渴望匡扶正义，《经济日报》支持我们履行了舆论监督责任。
西藏万里行与大兴安岭火灾报道
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了7年，从1989年离开已有23年。往事如烟，但有两件事至今仍挥之不去。
一件事是1985年西藏万里行。当时云南记者站站长罗开富正在“徒步长征路”，我与摄影部邓维结伴“西藏万里行”，在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搭车、骑马、徒步，从4月5日到8月5日，进西藏采访120天。从川藏线到中尼公路，从中印边境到樟木—尼泊尔口岸，一路翻过30多座雪山，越过20多条大河，历经翻车、飞石和泥石流之险，通过邮局拍电报发出50多篇新闻通讯。6月12日，在波密县迫龙沟遭遇尚在爆发的泥石流，我们攀越100多米溜索冒险强渡，邓维先行一步，笔者在滑过三分之二溜索时被钢丝结头卡住滑轮，悬空打起了秋千。危急时刻，同行藏胞探身推动滑轮，得以化险为夷，安全渡过了咆哮的泥石流。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得知我们抵达拉萨，专程于7月6日冒雨到招待所看望，紧握我们的手说，“这么深入采访了不起”，“过溜索太危险了，你们创造了西藏新闻采访史上的奇迹”。采访归来，我们获得《经济日报》好新闻特等奖。
另一件事是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火报道。5月11日笔者与隋明梅、王厚林主动请战，辗转两天两晚在14日赶到塔河县秀峰林场，是最早赶到火灾现场的中央媒体记者之一。笔者有幸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森林火灾现场与5万扑火军民同行，穿行在上万平方公里火区记录历史——19天在漠河与塔河之间奔波，10天未洗脸刷牙，14晚睡在办公桌上，5天靠干粮充饥，通过漠河县城废墟中幸存的一部“2316”专线电话，火线发稿15篇，前后见报约5万字。回京时，罗开富副总编深夜到北京站月台上迎接，申孝伯老编辑催促笔者写稿并认真改稿，范敬宜总编辑亲自在夜班编发笔者写的《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和烈火》并手书标题，开了《经济日报》以整版篇幅开展批评报道的先例。这篇报道以客观的白描手法，于6月23日在全国报刊中最先披露了导致这场大火发生、蔓延的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在表彰扑火前线记者的全社大会上，范敬宜同志动情地说：“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你们用汗水、心血写出的一篇篇报道，为我们报纸建立了功勋。《经济日报》的报史上将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的事迹。”由于中央媒体大兴安岭火灾报道促成了我国新闻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经济日报》3位同事与中央媒体扑火前线记者一起，受到了中国记协表彰，获得了1987年度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回忆《经济日报》的创业岁月，我们年轻而富有激情。30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激情常在。因为，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经济日报》将我引入了新闻这一充满责任与艰辛的职业生涯，不论一路有多少风雨，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努力做一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西藏万里行采访途中，作者（右）从波密县迫龙沟正在爆发的。 邓维摄于1985年6月12日
早了一小时收听创刊消息
1983年1月1日凌晨，《经济日报》创刊号正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快速印刷。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原中国财贸报社值班室，骤响的闹钟惊醒了在沙发上和衣而睡的两位年轻人，他们跃身而起打开收音机，仔细搜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可是听了半小时，既没有“新闻和报纸摘要”，更没有《经济日报》创刊的任何消息。
两人顿时极为失望与迷惘。奇怪！创刊号一版头条明明是国务院万里副总理的文章：《赞“扁担电机”精神——就〈经济日报〉出版谈点意见》，明明已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送了新闻摘要，莫非是临时换了稿件？中央电台早晨6时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是当年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每天必听的重要新闻节目，难道中央电台对《经济日报》创刊不重视？郁闷中，其中一人看了看闹钟，嗨，错把6时30分的闹铃定成了5时30分，现在还不到时间呢！心急火燎等到节目开始，终于听到播出了万里文章摘要和《经济日报》创刊消息。
当年这两个定错了闹钟时间、提前一小时收听广播的值班大学生，一位是若干年后曾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另一位则是7年后调往金融媒体，现在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供职的笔者本人。
我们是当年8月刚分配到中国财贸报社的78级大学生。1982年陈云同志提议创办《经济日报》，批准从全国重点高校挑选一批优秀毕业生参与创刊筹备，78级大学生来了24位，加上先分来的几位77级大学生，使报社编辑部人员很快从87人扩充为111人。新老同事充满期待，迅速投入创刊工作。类似一大早收听电台报纸摘要节目、早起晚归跑稿子、住在办公室加班加点的人和事，在当时的西黄城根9号院是常事。
创办《经济日报》的热情，因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的到来而升温。1982年11月23日下午，报社在西黄城根7号院国家经委南会议室召开大会，口头宣布安岗同志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安岗不拿片纸发表就职讲话，对办好全国第一张经济大报信心滿滿，希望通过办《经济日报》使自己返老还童。他痛感人才短缺，说报社连印刷厂才260人，只是人民日报社零头的一半。但报社20多岁的大学生有四五十个，要自学成才。玉不琢不成器，青年人要自己琢自己，在老同志帮助下早日成器。他强调办《经济日报》要有一种精神，概括为两个字就是“拼搏”！拼就是竞争，要拼权威，敢于批评；拼经济，多发信息；拼生活，关心百姓；拼言论，不办哑巴报。安岗还畅想了报社发展前景。“最好是在市内建一栋20层现代化大楼，10层办公，10层出租，《经济日报》不能干不经济的事。”
创业需要热情和信心。《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的办报热情和众多点子，深刻影响了在困难中创业的报社新老员工。创刊初期人手不够，张颂甲、刘树烈等一批老同志不仅白班夜班连轴转，而且对年轻人言传身教。颂甲副总编在笔者入社第一次采访受挫后鼓励说：“当别人把你从门口赶出来，你要从窗户再跳进去。”在颂甲分管的记者部，毛铁、姜波、汪洋和笔者人称“四小虎”，接到采访任务拎包就走，先买站台票上车再补票，抓到新闻就咬住不放。从“北京鸭坐上新型运输车”到“北京、郑州两家照相机厂的对比报道”，从“让王府井亮起来”到“西藏万里行”，大家拼搏竞争，比的是谁抢新闻快，谁见报多，谁影响大。在财经部、群工部、理论部、思想教育部，新来的大学生“赶鸭子上架”，都成了采编一线的主力。
艰苦拼搏使《经济日报》的影响力急剧提升。1985年，发行量由《中国财贸报》时期的93万份增长为150多万份。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经常摘播《经济日报》的消息，很多部长、省长乐意接受《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读者公认，《经济日报》是全国新闻最快、办得最活的权威报纸。
那时候，我们很想做事，《经济日报》给了我们创业做事的机会。
批评襄阳地委四书记多占住房
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基本权利和功能之一。新创刊的《经济日报》以敢于批评问题而闻名。1983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在一版头条点名批评了湖北襄阳包括地委书记王耀在内的4位地委领导违纪占房，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
1983年5月上旬，笔者和湖北记者站站长王明健到襄阳采访地区邮电局长违纪占房一事，无意中发现线索，襄阳地委王耀等4位书记为自己超面积、超标准修建高级小楼，并于“五一”前后正式入住，行署4位专员也已分房但未搬家。而当年3月，中纪委已发表了制止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的歪风的《公开信》，明确要求7月1日前清退。我们意识到，王耀等同志置《公开信》于不顾，公然搬入高级小楼，是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搞不正之风的顶风典型，不仅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严重妨碍了当地清理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的工作进度。经请示报社领导同意，我们兵分两路，笔者连夜坐火车回北京向中纪委汇报，王明健留在襄阳到地委书记家现场采访。
现场采访极为扎实。王耀同志不仅亲自带记者参观了超面积新房，主动介绍鸡屋也安装了暖气，而且坦率表示，“愿意接受批评、作检查，但房子造好了总不能空着，我空出也还得有人住。” 经中纪委和湖北省委同意，5月16日《经济日报》一版以1/3的篇幅刊登了我们采写的《襄阳地委四位书记搬进高级小楼》和《湖北省委省纪委责成检讨立即退房》的报道，并加了“再接再厉 狠刹建房分房中的歪风”的栏题，配发社论《严格检查 果断行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要闻转播，地方报纸纷纷转载，《羊城晚报》还配发了方唐的漫画。紧接着，我们又采写发表了《襄阳地委四位书记搬出高级小楼》、《襄阳地区落实中纪委公开信取得成效》等跟踪报道，报社配发了《端正党风大有希望》的评论。中纪委《党风党纪》也就此发表了评论。
报纸不是接受上级授权而是根据记者采访的事实，对数名地厅级干部公开批评，这在《经济日报》历史上是少见的。这组报道在襄阳地区刮起了清房风暴，不仅4位地委书记诚恳接受批评退了房子，4位专员也主动提出不要房子，全地区在半月之内停建和改建了已查出的全部超标宿舍，退出了60%的领导干部多占的住房，并着手普遍检修职工危房。
那时候，我们渴望匡扶正义，《经济日报》支持我们履行了舆论监督责任。
西藏万里行与大兴安岭火灾报道
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了7年，从1989年离开已有23年。往事如烟，但有两件事至今仍挥之不去。
一件事是1985年西藏万里行。当时云南记者站站长罗开富正在“徒步长征路”，我与摄影部邓维结伴“西藏万里行”，在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搭车、骑马、徒步，从4月5日到8月5日，进西藏采访120天。从川藏线到中尼公路，从中印边境到樟木—尼泊尔口岸，一路翻过30多座雪山，越过20多条大河，历经翻车、飞石和泥石流之险，通过邮局拍电报发出50多篇新闻通讯。6月12日，在波密县迫龙沟遭遇尚在爆发的泥石流，我们攀越100多米溜索冒险强渡，邓维先行一步，笔者在滑过三分之二溜索时被钢丝结头卡住滑轮，悬空打起了秋千。危急时刻，同行藏胞探身推动滑轮，得以化险为夷，安全渡过了咆哮的泥石流。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得知我们抵达拉萨，专程于7月6日冒雨到招待所看望，紧握我们的手说，“这么深入采访了不起”，“过溜索太危险了，你们创造了西藏新闻采访史上的奇迹”。采访归来，我们获得《经济日报》好新闻特等奖。
另一件事是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火报道。5月11日笔者与隋明梅、王厚林主动请战，辗转两天两晚在14日赶到塔河县秀峰林场，是最早赶到火灾现场的中央媒体记者之一。笔者有幸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森林火灾现场与5万扑火军民同行，穿行在上万平方公里火区记录历史——19天在漠河与塔河之间奔波，10天未洗脸刷牙，14晚睡在办公桌上，5天靠干粮充饥，通过漠河县城废墟中幸存的一部“2316”专线电话，火线发稿15篇，前后见报约5万字。回京时，罗开富副总编深夜到北京站月台上迎接，申孝伯老编辑催促笔者写稿并认真改稿，范敬宜总编辑亲自在夜班编发笔者写的《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和烈火》并手书标题，开了《经济日报》以整版篇幅开展批评报道的先例。这篇报道以客观的白描手法，于6月23日在全国报刊中最先披露了导致这场大火发生、蔓延的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在表彰扑火前线记者的全社大会上，范敬宜同志动情地说：“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你们用汗水、心血写出的一篇篇报道，为我们报纸建立了功勋。《经济日报》的报史上将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的事迹。”由于中央媒体大兴安岭火灾报道促成了我国新闻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经济日报》3位同事与中央媒体扑火前线记者一起，受到了中国记协表彰，获得了1987年度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回忆《经济日报》的创业岁月，我们年轻而富有激情。30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激情常在。因为，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经济日报》将我引入了新闻这一充满责任与艰辛的职业生涯，不论一路有多少风雨，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努力做一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